自本月初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后，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就破解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密集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舉措，可謂每天重磅消息不斷。不過，我們在為國家重視民營經濟、及時澄清誤讀和政策糾偏而歡心鼓舞的同時，也要保持一份冷靜和理性，要避免民企融資從“一刀切”的極端走向“一擁而上”的另一個極端，要采取措施做好信貸風險防范。

    今年以來凸顯的民企融資困境，看似是結構性問題，實則是在去杠桿宏觀大背景下，社會融資整體顯著收縮后出現的。前期最先爆發債務危機的民企多屬于自身經營本已有問題，如不聚焦主業、攤子鋪得太大、融資期限錯配嚴重、高杠桿等。對于這類自身經營有問題的企業，實現市場化出清無可厚非，但一旦局部信用違約的爆發惡化了市場對民企整個群體的預期和風險偏好，政府出手進行適當的引導也是必要的。

    不過，政府之手如何引導需要慎之再慎。對銀行來說，放貸行為的核心決定因素還是風險與收益的匹配性。銀行之所以會認為給民企貸款風險高，是因為按照銀行的風險評估，一些民企的還款風險確實高，而這又與民企自身的規模相對小、財務信息不規范導致銀行對民企的真實情況“看不清”有關。

    所以，要降低民企貸款的風險、調動銀行給民企放貸的積極性，就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民企自身要聚焦主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財務管理的規范程度，銀行要運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完善針對民企貸款的風控流程，提升對民企信用資質審核的精準性；另一方面，加快國企改革和“僵尸企業”出清，打破市場對國企信用的兜底幻想，讓國企和民企真正公平競爭。可以看出，這些方面的改革并不能單靠金融的力量，更不是靠簡單地制定和下達民企貸款投放目標，就能讓銀行“心甘情愿”地去執行的。

    正如央行行長易綱所說，要優先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則要有“一根弦”——讓資金在商業上可持續。對金融監管部門來說，解決民企融資難可從調動銀行貸款積極性入手，但既然是調動積極性，所用的招數就應以正向激勵為主，而要避免使用行政懲戒措施。通過降準營造充裕的流動性環境、提高對民企貸款不良率的容忍度、細化落實民企授信盡職免責條款等都屬于正向激勵。與此同時，避免指令性政策目標的設定擾亂銀行放貸的市場化原則，否則就容易扭曲銀行的放貸行為，產生監管套利。

    總的來說，監管部門調動金融機構加大對民企融資支持力度的初衷是好的，但行事方法要秉承在保持市場充裕流動性和穩定預期的基調下，對金融機構進行正向激勵引導，減少對具體交易環節的不必要干預。同樣重要的是，各政府部門在出臺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時，要加強政策協調性，考慮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疊加效應，避免政策之間相互掣肘“打架”，不斷提高政策水平。